韦唯：大主题让流行音乐正面起来

2006-07-06 14:01更新来源：大洋网（娱乐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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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，以《让世界充满爱》为代表的内地流行音乐正式亮相。流行音乐这一大众文化的重要形式得以重新出现在内地舞台。虽然只有短短20年，回忆起来却恍若隔世。

从自己学唱日本歌、翻录港台歌曲到原装正版的偶像大举攻陷内地，从西北风的来去匆匆到刀郎的风靡，从销量动辄上千万到需要靠彩铃摸彩中奖，从录一首歌20块到一场演出要价上百万，从唱囚歌的影视明星到酸酸甜甜就是我的超级女声。我们一路经历了太多，有些甚至来不及记忆便被匆匆抛去。有多少好声音你至今依然记得；有多少熟悉的旋律能让你回到往昔的青葱岁月。在20年这样一个时间槛上，我们将重新回到过去，细数流行音乐三起三落中那即将被遗忘的人或事，梳理这段不长历史中的文化脉络。

从本期开始，本报将寻访20年中在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史上有过一席之地的多位音乐人。通过他们的口，还原这一段虽然不长但却混乱而迷人的内地流行音乐史。

至今韦唯仍十分活跃，这是她在两周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演唱。

韦唯是内地最早“跨界”演电影的女歌星。

1986年内地流行音乐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，韦唯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。

从柳州开始看到吉他听到徐小凤

记者：你最早接触流行音乐是什么时候？

韦唯：大概是1972年。当时我们家从内蒙古搬到广西柳州。许多地方还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，柳州大街上的年轻人几乎人手一把木吉他，碴琴切磋技艺的到处都是。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流行歌曲。

记者：柳州当时风气已经那么开放了？最早接触到的流行歌手是哪些人？

韦唯：对。广西因为当地少数民族本来就能歌善舞，而且再加上华侨很多，所以当时柳州对外来的流行音乐并没有太多的限制，大街小巷上经常能看到抱着吉他弹唱的年轻人。我记得当时听得主要是姚苏蓉、徐小凤那一拨的。徐小凤其实都算比较晚的了，那时候还没有邓丽君（图片-新闻-网页）呢。

记者：当时听到不同于那些“高强硬响”的主流歌曲的时候，是一种什么感觉？

韦唯：其实我在去柳州之前已经开始了声乐方面的训练。6岁开始，我每周都要上声乐课，吊嗓子。不过当时唱得比较多的大多是民歌和样板戏。我到了柳州第一次听到流行音乐的时候，感觉特别温暖，因为首先吉他的音色就非常好听，而且这种口语化的演唱方式也让人感到特别的亲切。那个时候演出的大多是小合唱、民歌、样板戏偶尔有印度民歌之类的。至于在台上开始演唱流行歌曲，到我14岁正式进了歌舞团才有机会。

记者：那时候就有公开登台独唱流行歌曲的机会了？

韦唯：一开始还没有，因为我年纪小，基本上在团里还没有什么独唱的机会。在海外的广播里，我听到了《往事只能回味》这些歌。而且跟后来的追星族一样，我也开始在笔记本上抄歌词配图片，有时候没有照片就自己画一些插画。

16岁登台唱 “流行”没有迷过邓丽君

记者：那你第一次登台独唱流行歌曲是什么时候？

韦唯：那应该是16岁在首体了。当时我到了铁路文工团，我们团在首体有售票的演出。当时票卖得很好，团里给了我一个独唱的机会。我记得当时唱了五首歌。一个是我找孟卫东重新编曲的《康定情歌》，还有《白鸽》、《红河村》、《英俊少年》以及一首叫做《脸上常带笑》的歌。当时正在提倡“讲文明懂礼貌”，最后这首歌就属于提倡讲礼貌的公益歌曲了。或许是因为太多年没听过革命歌曲之外的歌了。当时我记得一张嘴就是掌声。当时我还是团里的一个小学员，从那以后，就有点儿小名气了。

记者：当时一般都在什么地方演出？

韦唯：首体、虎坊桥的工人俱乐部。这两个地方特别活跃，经常去演，其次就是北展和国际俱乐部。后来日本歌开始渐渐流行，我就找了几个早期的玩乐队的朋友翻排了那首《难以复返的岁月》。

记者：这应该是80年代初了吧？那段时间邓丽君对你没有太多的影响？

韦唯：应该说没有。因为我是学声乐出身，所以觉得她的东西从技术上来说比较简单。当时北京人特别迷她，可能因为是进入内地的第一个人吧。不过因为在广西的时候我已经接触了很多流行歌，所以对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1992年，我跟邓丽君曾经在一个演出中碰过面，彼此只是比较温和地问候了一下。

借郭峰《四海一家》王昆老师成全这个活动

记者：《让世界充满爱》的出炉似乎跟你也有些关系？

韦唯：《让世界充满爱》里面的一段词，其实本来是我的一首《一年又一年》的歌词。当时我要参加孔雀杯大奖赛，这个大奖赛在当时几乎是惟一的流行歌曲大赛。在它的压力下，第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增加了通俗唱法。我拿着这个歌词，想找人帮我作曲。于是后来零点乐队贝司手的哥哥王笑然，他把郭峰介绍给了我。当时郭峰特别火，各种电视台导演之类的人都只能在门口排队等他。后来为了答谢郭峰，我把一盘《weare the world》（《四海一家》，45位欧美巨星为东非饥荒举行的赈灾义演）的录像带借给了他。

结果第二天，郭峰就给我来了电话，特别激动地说，全国大奖赛的时候会有很多歌手都来北京。他们美国人可以做这样一个东西，我们也行啊！他们为非洲募捐，我们就做个以爱为主题的。我一听，这个主意很好啊。后来他和他女朋友还有我们几个就开始张罗这件事。

基本上整个过程还算是很顺利，但是我们想到万一要是不让搞的话怎么办？于是我们就想到了找王昆老师，王昆老师当时是东方歌舞团的团长，她的话上面也比较重视。可以说她对《让世界充满爱》和崔健（图片-新闻-网页）的《一无所有》的出炉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

记者：《wearethe world》你是怎么接触到的？

韦唯：具体是谁我记不大清楚了，当时在乐团里面，大家有这种东西都会互相传。可能是乐团的法籍贝司手借给我的，他也是崔健乐队最早的贝司手。那个时候流行和摇滚（图片-新闻-网页）的圈子没有分得那么清楚，高大林当时用云南声像的出版号录了很多翻唱邓丽君的磁带，演唱者就是当时年纪很小的王菲（图片-新闻-网页）。还有张勇等人，我们算得上是当时最火的棚虫了。

棚虫年代百万销量是最基本的

记者：那个时候你也录唱了不少的磁带吧？

韦唯：那是肯定的，当时我们这些搞流行的都特喜欢摇滚，里面的歌可能老一点儿的歌迷还有印象，都是那种比较带劲儿的歌。那时候，百万的销量是最简单的。一个稍微大点儿的城市就可能有50多万的销量。我还记得刘世强曾经让我翻过一盘台湾的，很轻松就卖过了200万。

记者：当时单位对你们的这种录唱是一个什么态度？

韦唯：单位基本上是默许的。而且当时正在筹备中国轻音乐团，我、王笑然我们一帮小青年等于是跟着大哥哥大姐姐干。当时我们录唱是按歌算。一首20块，跟我当时半个月的工资差不多了。那时候什么歌都唱，我记得我还录过一张“鸭子歌”，里面唱歌的声音全部是模仿唐老鸭的声音。

除了唱歌，我那时候还填词，也是20块一首，当时甲丁的价都没我高。（笑）

记者：一天能录几首歌？

韦唯：当时是天天在棚里录。而且是几个带子同时录。

这两首那两首，都记不清一天能干几盘带子了。我记得有一天是连续两个晚上，第一天录了五六首，第二天七八首。基本上都是一次过。我们这些人平常就在一块儿玩，技术也都很好，所以录音对我们来说很简单，基本上是进去了就出来。

流行也有大主题《亚洲雄风》《爱的奉献》

记者：当时流行音乐已经成了被广泛接受的音乐类型了吗？

韦唯：应该说还没有。

1988年的时候，虽然有了大奖赛，但声乐界还是不承认通俗唱法。因为主要接触的都是邓丽君这样的音乐，没有听到欧美的一些流行音乐，他们觉得通俗唱法只有一个八度，自然声根本没声乐技术。后来郭峰给我写了一首《恋寻》，跨了两个八度，听起来没什么，但实际上对技术要求很高。从此以后，声乐界才开始对流行唱法有了一个新的看法。我记得当时广州歌手朱哲琴还曾经被称作“小韦唯”，就是因为她也能唱我的那些难度比较高的歌曲。

记者：《亚洲雄风》是你的另外一首名曲，这首歌是怎样诞生的？

韦唯：其实录这首歌的过程很简单。有一天，徐沛东给我来了个电话，说写了两首歌，让我过去帮个忙录音。我就去了，录的时候我也没啥特别的感觉，甚至觉得在制作上还不如当时的另外一首《命运不是辘轳》。但后来这首歌就火了，加上随后的一首《爱的奉献》，这种大主题的歌终于让流行音乐在上面的印象变得正面起来。

记者：为什么这么说？

韦唯：当时李瑞环同志在一次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上说，像韦唯这样的流行歌手，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的。这应该是中央高层第一次明确表示支持流行音乐。流行音乐在民间和上面都遭受了很多误解。老百姓也是，我爸听流行歌曲第一个反应就是“黄色的”，我跟鞋他也看着不顺眼。后来《亚洲雄风》和《爱的奉献》出来的时候，他可高兴了，说就该这么唱。（记者贾维）

文章来源：大洋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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