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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丽川是目前中国最知名的先锋诗人、作家、编剧，她毕业于法国ESEC电影学校。尹丽川出版过小说、诗歌合集《再舒服一些》，长篇小说《贱人》等作品。她的作品很自我，自从签约了“云南影响”项目组后，她就一直关注着云南，关注着昆明，善于观察事物的她此次将会把昆明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在银幕上，将要接受几千万昆明人的考验。她的《相亲》将于下月中旬就在云南开拍了，记者给她做了电话专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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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你的文学作品，包括诗歌啊、小说等等，但是你影像这方面我们还不是特别了解，能简单介绍一下你是怎么从文字的创作转入到影像创作的？

尹丽川：我觉得这里不存在什么转换，对我来说这些都是相通的。我一开始上大学学的是法语文学，但那个时候我对文学没兴趣，却特别喜欢电影，所以才跑到外面去学，所谓学也就是看电影看得很多。回国以后其实也想过做电影，也写过剧本什么的，但那时的电影环境可能没有这么好，那时平民电影观念还不是非常深入人心，好像电影还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，你要去运作，你要通过审查……反正是比较麻烦，我就知难而退了。无意中写上东西以后，我发现写作这个东西非常自由，一个人就完成了，电影这件事就搁下了。做电影是我从大学时代就一直惦记的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没有做是因为很多偶然的因素，包括自己的性格，是个很被动的人，那现在“云南影响”这个项目把这些偶然的因素都集合在一起，做电影这件事可能就要发生了，就是这样，仅此而已，非常简单。而且什么诗人、导演这种身份的问题，我觉得这种身份的东西太不重要了。我也不想把自己当作艺术家或者作家。其实就是把做一个作品当作去完成一件事，这样的态度就可以了。这也是一种心态的转换吧。刚开始创作的时候，觉得自己非常重要，这可能是搞艺术必经的一个阶段，但现在我确实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够好好生活，一边劳动，一边思考。

记者：怎么会想到拍一个反映都市市井生活这样一个题材的影片《相亲》，是否这样的作品就是你所经历或者想要表现的东西？

尹丽川：小时候生活比较动荡，家搬来搬去，学校换来换去。比如说在生活中，我特别爱搬家，周围的朋友都惊了。因为我衣服和书还特别多，每次一个车装不下。至少一年要搬一次，就我自己住，其实我家就在北京。我一年中也会出去呆几个月。我想可能跟星座有关，双鱼座会不停地游来游去。可能还在找吧，但是我也不需要定下来，“在路上”就是定下来。我小时候是属于那种挺乖的孩子，不敢乱动的。直到上大学之后，突然接触到西方文化，那种所谓自由的生活状态，还有搞艺术的人等等，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特别爱这个东西。后来的生活方式就完全改变了，学文学学电影的阶段，其实都不太真实；真实的是我99年从法国回来以后，当时我遇到一些人，也在网络上发现很多风起云涌的文学阵地（当然我说的不是那些浮出水面的那些东西，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诗歌论坛等等）。挺偶然的就开始写东西，也就是开始做事情，而且就是在当下做事，写的也是当下的事情。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：我想做一个闲散的劳动者。

记者：你最喜欢的影片类型，风格，以及导演？

　　尹丽川： 很多，说起来都是大师的名字。比如我以前很喜欢法斯宾德、布列松、塔尔科夫斯基等等。后来跟我同代的很多文艺青年一样，开始关注亚洲电影，包括台湾、日本，近期还有韩国等。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提供了一种东方思维来做电影，因为原来接触的电影都是西方思维来讲西方的故事。所以我喜欢的导演真的有很多，包括美国的贾木什，一个特别独立的导演，其实美国的独立电影非常厉害。

记者：你觉得你的电影将偏向哪种风格类型？会不会像你的诗歌或者小说给人的印象那样，是比较先锋的？

尹丽川：我现在还不知道。因为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东西，所以肯定是在做的时候才慢慢成型。现在让我预期挺难的。我觉得，应该在影像等方面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电影，不会在形式上有特别多花样吧。这些年我也看过一些很形式主义的电影，有一些也很不错。但是我想拍的片子的内容和主题还是体现一种基本的朴实的感情，所以为了配合这种东西，可能是一种比较亲切，比较淡的一种形式。如果是一个情绪特别激烈的电影，那影像风格可能会强烈一些，比如说曝光过度，节奏也会更快。但现在我还是想表述一种亲切的感情，所以我感觉会是朴素平和的风格。

记者：第一次拍摄剧情长片，觉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？在团队协作方面有没有问题？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？

尹丽川：我不知道。困难没办法预期。在掌控上肯定会遇到困难，还有就是文字怎么转化为影像。我知道会有很多困难，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大的，也许一个特别小的事情就会把我卡住了。我现在能想到的是演员这个问题很难，别的东西也许是我自己和这个团队能够解决的，但是演员太重要了，演员是一个灵魂性的东西。团队合作能力我觉得我是有的。因为我有过和别人合作的经历。优势方面，如果用罗拉的话说把一切东西都量化的话，那我的优势可能是我学过文学又学过电影，什么都涉及过。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算优势，很多人都有这个能力。这可能也是一种机缘吧。

记者：你不会排斥电影产业的或者说商业的东西？

尹丽川： 当然了。因为每个因素都合起来才成为电影，而且说白了如果没有那种跟社会、跟团队的调和，包括比如说跟制片人的斗争，那就没意思了。因为环境不是真空的，不可能给你一个极端优良的环境，然后你去做特别纯粹的东西，我觉得那样没意思。就是因为有很多的矛盾，摩擦，这样挺好的。就是生活是什么样的，电影反映出来的也是什么样的。生活里也有很多妥协很多让步。妥协好像是一个贬义词，但其实后退一步也是一种智慧，就是你去包容其他人的观点。

记者：你说你的电影将是拍给一部分人看，你觉得哪部分人会成为你电影的观众，哪些人会走进电影院看你的电影？

尹丽川： 我曾经听别人说过作品的三个等级，我认为比较有道理。三流的不说了，属于纯粹很差的一些东西。而二流作品的作者会觉得自己很有想法，要去传达一些理念，这样会有一部分人欣赏；特别高的一流的东西则可以兼顾很多，一小部分很挑剔的人和大街上随便遇到的一个人都可能会喜欢。我自己现在很难做到一流的水准，就是尽力达到二流的程度。包括我写东西或者拍电影，可能会有一些人达到共鸣。我希望能够打动更多的人，但是能力有限吧，对生活的感受有限，未知。

记者：另外，还有个问题。前一阵子，听说你做了蔡康永的节目《今天不读书》的嘉宾，听说他的提问很犀利，感觉到了吧？

尹丽川：之前，在台湾上蔡康永的节目《今天不读书》，我还不太知道他，他当时就已经很火了。他挺好的，特别友好，还不断夸奖我。反正那节目挺轻松的，他还送了我几本书，我回来看了，觉得挺好的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，他属于那种特别敏感的，注重感情细微的部分，反正我看他书就是这样。聊天就不同了，因为我身边也有gay的朋友，就跟普通人一样。对于我来说，我只分辨这人是否聪明可爱，他是聪明可爱的人。而且，我一回来才知道，呀，他那么火。当时台湾邀请我去做一个月的类似访问学者吧。他们有一个国际艺术村，就是驻村作家—驻市作家，属于交流性质的。但是其实挺多媒体的，因为台北挺小的，也没什么事，来了一个人就使劲说。此前也没有年轻的作家去过，就只有莫言他们一辈的去过。所以他们就挺当个事吧，当时也去了好几个节目，广播电视，反正还是纸的媒体更多。这是我第一次到一个有西方生活水平，但是也讲中文的地方去做交流。我之前也去过其他国家做交流。反正这次感觉挺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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